茅明睿：冰冷数据背后，全是人文精神

你好，我是茅明睿。

我是今天上午倒数第二个分享嘉宾，得到大学第零期和第一期学员应该对我都有点印象，因为我在得到大学的课程：《数据科学家思维模型》中分享过怎样用数据改造现实。

数据是有温度的，有的数据让你一看就全身发凉。我们团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抓取了北京2016年到2017年的刑事判决书，对它做了一些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星座与犯罪的关系中，双鱼座似乎特别喜欢诈骗。在双鱼座犯的案子中，诈骗案的比例竟然高达32%。

不瞒你们说，我本人也是双鱼座，这可能就是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原因。不过我还要为双鱼座正个名；双鱼座被判的案子里诈骗案比例高，也许是个“幸存者偏差”，也许它恰恰说明双鱼座不擅长诈骗，一诈骗就被抓。所以双鱼座都是老实人。你们好，我是老实人茅明睿。

中国双鱼座的人口比例是7.78%。也就是说，在座的1500名同学当中大约有116位学员是双鱼座。如果再按双鱼座出生日期的概率来计算，今天场下应该有4位同学过生日。这就巧了，我也是今天的生日，在此，我先祝我们5位寿星生日快乐。

今天，我想跟你们聊聊冷冰冰的数据如何体现人文精神。对了，刚才你们的掌声，就让冰冷的刑事判决书数据变得很有温度，很人文。

我是一名城市规划师。在大多数人眼里，城市规划师这个行业是一个工程技术类行业，似乎规划师就是画图、盖房子的。对，过去的确如此，但是，规划师也在转型。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对于已经形成的城市而言，城市规划的关键问题已经不是如何盖起房子、建起桥梁那么单纯了。所以，规划师面临的考验开始从原来的工程技术问题，变成了面向复杂系统的公共治理问题。

城市的治理像一个温控器，政府常常通过管控、执法、监督这种“降温”的手段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稳定、安全、有秩序。而城市还需要有温度的那一面，我所做的事，就是通过城市数据科学，协助政府来给城市升温，让城市变得更人性化、有包容性、有人情味。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学会用数据去阅读城市，理解市民生活。

我来自北京，在北京的街道业态中我隐约感觉足疗、美发店的比例特别高。于是我们用互联网地图上的兴趣点做了一下计算，结果发现，北京生活业态中的足疗或者美发店的比例比上海高出了一倍。

是北京人更爱足疗和美发吗？等我们按照人均拥有率来计算后，却发现答案不是这样。北京城区152个街道办事处的千人拥有美容、美发和足疗网点数量的中位数是1.3个，上海也差不多是1.3，它们是基本相似的。

那么，为什么街道上足疗、美发店的比例这么高呢？因为，北京的其他业态比上海要少，所以美容美发就显得多了。

在总业态中，北京的其他生活业态是偏少的。最典型的就是便利店和早餐店，北京各街道千人拥有便利店的中位数是0.2个，而上海外环内的标准是每千人1.16个，当然北京多出了很多夫妻店、小卖部。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上海比北京更容易见到便利店的原因。

同样，北京的早餐网点也少于其他城市，而且分布非常不均衡：北京早餐网点密度在东城区和朝阳区还比较高，而西边简直就是早餐的荒漠——因为北京西边有很多大院单位，这些大院单位都有食堂提供早餐却不提供足疗服务，所以它们的存在导致了街上早餐网点特别稀疏而显得足疗美发特别多。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北京就是一个“做头捏脚饿肚子”的城市。

观察城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腿去走，用眼睛去看。

我经常在北京走街串巷。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很多四合院都住满了人，变成了大杂院。

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杂院里有多少户人呢？最简单的做法是——数电表。

在每个大杂院的门洞儿里都会装满电表，有时候一个几百平米的院子里会装20块、30块甚至40块电表。而在北京的南城，有些区域甚至连像样的四合院都没有，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特有的“电表牌楼”奇观，于是同样我们能够了解，在这些小街坊里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和他们的大体居住状态。

△ “电表牌楼”

除了数电表，我们还会观察胡同里晾出来的内衣裤。通过内衣裤的数据推测出这一户或者这个区域里居民性别比、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甚至大概职业。

△ 居民晾晒的内衣裤

不止这个，更奇葩的还有数狗屎。我们常常在社区里记录街道上的狗屎。这是北京的鸭子桥社区——也是我公司所在地，我们根据路上的狗屎分布，做了一个“狗屎扫雷地图”。

数狗屎干什么用？由于我们并不能做到24小时在社区里观察居民的生活，那么他们留下的生活痕迹就是我们理解社区生活的一种渠道。通过数同一个区域每条街道的狗屎，我们可以评估出一条街道的可步行性。

通常来说，狗屎越多的道路说明遛狗的人越喜欢走，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道路的可步行性；而狗屎分布的集聚特征在有些时候也能够反映出社区公共生活的交往节点。

△ 社区“扫雷图”

你看，这些事情你也可以干。数据并不一定是一个高科技范儿的东西，它可以很接地气，从生活中也可以去学习和应用。当然，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零零星星的生活观察，背后其实还有一整套系统的观测方法。比如地图标记、现场计数、步行测试、感知觉实验、行为日志等等各种丰富的观测方法。

有了方法，我们还需要科学的工具去帮助我们观察。为了方便我们的调研，我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图像识别工具——我们称之为“猫眼象限”。

它以微信为入口，在观察城市的过程中一边走路一边拍照，这个小工具就会帮助我们将照片标注在地图上，以及帮我们计算照片里的人数、机动车数目、道路、建筑、天空和绿化的指标。

然后通过这个工具，软件会帮我们形成这样一系列微观的地图——人的活力分布，每条道路的人流量、车流量的时间分布情况，街道的绿化水平等等。

除了规划师用猫眼，我们也将它交给市民志愿者，用它来采集志愿者每天各个小时的生活日志。

利用猫眼，我们开展了非常多的社区研究。比如“回天有数”项目——名字很厉害，其实“回”是指的回龙观，“天”是指的天通苑。

回龙观是一个大型住区。我们在回龙观征集了一些居民志愿者，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采集了他们连续多天的生活日志，于是我们可以把所有志愿者的各种行为投射到地图上。

比如购物和逛街——通过叠加，你就能看到这里的居民都去哪购物，以及在哪里的购物行为频次最高。比如这个位于图片中部的黑点，就是居民们出现频次最高的地方。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它就是社区里的流动菜车。

△ 回龙观居民购物频次图

除了流动菜车，对于居民最重要的还有社区外面的文华市场——这是一个大菜市场。从购物频次上而言，这个社区的流动菜车对于居民的生活跟一个大菜市场同样重要，而且比周边的华联商场、超市、便利店以及周边道路临街商铺的消费频次都高。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就知道了一个社区的各种商业设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居民意味着什么。这个恰恰是我们过去理解城市中很难精确测度的部分。

△ 儿童活动频次图

再看社区居民的亲子行为，这张图片里，中心靠下的两个黑点是这个社区里的儿童滑梯，从它的颜色可以判断出孩子们在这里的游玩频次是非常高的，大大超过了旁边的华联儿童乐园和任何其他公共活动空间。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滑梯长什么样。

△ 社区儿童乐园

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区域，地面的铺装也很不安全，孩子们在这里如此高频地玩耍，难免会磕磕碰碰。这张儿童活动频次图的说服力是如此之强，政府已经开始对这个儿童活动场地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

在“回天有数”里，居民生活日志告诉了我们社区里那些不起眼的流动菜车、简陋的滑梯、树林里的小空地和路边的一个麻将摊对于社区居民生活的意义。在城市里有很多不起眼的设施和空间，有些是居民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它们对于市民生活的重要性不仅政府很难意识到，有时候甚至老百姓自己都没有清楚意识到它们存在的价值。

这些设施、空间有时候是灰色的、低端的、非正规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们如此地鲜活、如此地生机勃勃，那么对于这些设施和空间，我们怎么做才能真正提高社区的温度和市民的获得感？如果因为低端和非正规就进行简单的清理整治，也许空间秩序提升了，而社区的温度就从此流失了，因为你拿走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数据证明它们的价值，制定出正确的决策去优化它们的状态，改善居民的生活，而不是追求空间的表面光鲜。

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公共政策的制定。

那么如何用数据科学制定出好的公共政策呢？当前中国正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做了一些面向生态文明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工作。

2016年的时候，我用了3个月时间获得了北京两条街道一个完整的冬季戴口罩的人数，并把它折算成了戴口罩的比例。

我就用这个机械计数器，在每天上班的路上记录所有遇到的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人。图片上是我在同一天上午，经过崇文门和南礼士路时的计数情况。

除了计数，我每天还会收集当天的空气质量、气温、风力，以及是不是晴天、是不是周末等信息。一段时间后，这个观测结果就帮我构建出了一个曲线图。图片中，红色代表崇文门的监测数据，黄色代表南礼士路的监测数据，蓝色代表AQI（也就是空气质量指数）。

从直观上来看：雾霾越重、空气质量指数越高，戴口罩的人的比例也越高；空气质量指数低的时候，戴口罩比例也就相应地降下来。总体上就是这样，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分布特征。

但是，我们还可以在图中看到几个异常数据。比如说这一天，2016年11月17日，空气质量还不错，低于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但是当天无论是崇文门还是南礼士路，戴口罩的人数、比例都很高。而11月26日，空气质量很差，质量指数已经达到了400，但是戴口罩的人的比例却没有11月17号高。

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些东西在影响市民戴口罩的行为。是什么？就是这条黑色的曲线，雾霾预警舆情传播指数。这个指数从何而来？不是由天气造成的，而是由政府的预警通知短信造成的。政府会在雾霾天发布雾霾的黄色、橙色、红色预警，预警短信会引起一轮新闻和自媒体的发酵，于是形成了舆情传播。

通过雾霾预警指数能够清晰地看到，它很大地影响了居民戴口罩的行为。

我们把外界变量跟居民戴口罩行为的比例建了个概率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帮助我们评估政府预警的效能。

比如11月17号，就是我说的那天，空气质量还过得去，但政府发了一个橙色预警，结果预警让街头上多了4%的戴上了口罩的人。通过测算，这一条短信大概会多让北京33.6万的上班族戴上口罩，这就是政府这一次预警的效能。

这一天，12月17号，空气质量特别差，政府发布了红色预警，这个预警多让134.4万人戴上了口罩。

这一天，11月26号，空气质量特别差，但是政府却没有预警，如果预警了，至少增加133.9万会戴口罩的人数。

你看，这样一个毫无成本的数据却能够做到对政府发短信行为的效能评估。有了这个数据，后续我们就有可能帮助政府更科学地做出预警方案，让更多的人提升健康防护意识。

再说回鸭子桥。我在对鸭子桥进行社区研究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我发现鸭子桥的人行道边上有一个废品回收站，这个废品回收站的门口总是停着一辆小货车。我记录了一下，这个小货车基本每两天开走一次，一天当中大概有75%的时间都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很明显，这是一个违章占道经营的行为。所以，我在想怎么改进一下这个事。 

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呢？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我想研究看看北京其他废品回收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状态。但是上哪儿去找它们呢？在百度地图上搜，其实搜不到几个废品收购站，因为百度地图上不怎么标这个玩意。

后来，我想了一个辙，我们设法获取了工商部门的企业注册数据。然后，把当中跟废品回收、废品收购、再生资源回收等类似名字的企业注册地点都给找到了。找到之后，我再对它们定位，找百度街景。最终，抓取到了这些废品回收站的街景照片。

我发现，北京找得到的废品回收站，在百度地图的街景图中大多数都停了一辆货车在路上。

那我又开始好奇了，这到底是北京的个性，还是全国都这样？我又开始找其他城市的，比如杭州、广州、深圳、上海，结果发现，全国其他的城市也是这样。每个城市的废品回收站门口几乎都有货车停放，唯一的区别就是北京的货车停的是北汽，其他的城市都是江淮。

一个废品回收站门口占道经营，停一辆货车的概率是70%左右，这不是一个个案，而是普遍现象。那么说明，再生资源回收站的运营，并不是我们预想的收来废品，堆放在站里，再用货车拉走，而是边收边装车，装满了拉走。而我们在给它规划空间时压根没有考虑货车作业空间的需求。

在最新颁布实施的国标《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中，社区级再生资源回收点的用地面积标准仅为6-10㎡，而一辆货车的面积就大概需要15平米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标准和现实需求产生了冲突，导致了各个城市的再生资源回收都必须在违法的灰色状态下运营。

我们再回到鸭子桥。这张照片是2017年的时候拍摄的，你能看到，在2017年的街景中，这个废品回收站也曾经没有占道经营，它是这个样子的。货车停在旁边人行道凹进去的小空地里，货车是不占道的。

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北京做了街道美化环境整治，这个停货车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花坛。于是货车只好占道经营了。

最终，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改善设计，把它的作业空间还给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设计，我们只是用数据讲了个道理，让规划设计实事求是。

我们真正想做的，是通过数据研究，发现这个行业运行的规律，推动相关的规范标准的更新，让空间规划符合城市运行的需要。

更进一步说，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不要把废品回收或者再生资源回收看成一个很低端的脏乱差的东西，而应该重视它的存在，给它更多的空间和更高的建设和设计标准，让它变成一个生态文明的教育节点，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一个城市，想要烟火气、想要人情味、想要生机勃勃，就必须让公共治理讲科学和讲人性。所以我们就需要仔细观测市民的生活，去挖掘他们对于生活服务的真正需求，就需要认知各类不同业态的运行规律，让城市去适应它们运行的需要。

自然科学技术可以让人类走得远，走得更快，而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让人类在走的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以及让我们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至于崩溃。科技的发展必须有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人文精神。

对于城市而言，人性化城市、可持续发展、人居III——Right To the City的理念都是人文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它们可以让科技应用不被资本和权力绑架，让城市拥有人性的温度。

最后，希望每一位得到大学的学员都能够保持着生活的好奇心、思维的想象力、科学的技能以及人文的精神。我是茅明睿，希望我的演讲能够引发你的兴趣，跟我一起，去关心、发现和理解你生活的社区、你所在的城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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